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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青山 王梓璇: 四十年來國內敦煌漢文佛教文獻研究綜述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敦煌學研究的條件逐漸轉好,相關研究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四十年來,通過中國學者的潛心研究,國內敦煌學的研究水平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本文通過梳理四十年來國內敦煌漢文佛教文獻的研究狀況,一是展示這一領域所取得的輝煌成績,二是通過梳理工作,希望能夠找到相關的研究空間。

敦煌自古就是佛教圣地,《魏書·釋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寺塔”。至唐代,隨著國力的強盛,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敦煌因此也成為中西交通的重要站點,佛教隨之大放異彩。1900年,敦煌藏經洞開啟,內存7萬多件南北朝至宋代初期的寫本,其中90%以上為佛教文獻,包括佛教三藏、佛教文學、寺院經濟文書等,這些文書再現了古代敦煌佛教的輝煌。自藏經洞發現起,中外學者就圍繞這些古寫本開展了不同領域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研究條件的逐步改善,國內敦煌佛教史研究也迎來她真正的春天,經過一代代敦煌學人的不斷努力,敦煌佛教史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過去四十年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一是展示這一領域所取得的輝煌成績,二是通過梳理工作,希望能夠找到相關的研究空間。

一、敦煌寺院經濟

敦煌文書中保留了大量的記錄寺院借貸、雇工、入破的文書,這是傳世資料沒有的記載,因此這批豐富的、鮮活的原始史料,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1980年,唐耕耦開始利用縮微膠卷釋錄敦煌文書。在克服種種困難后,經過10年的不斷努力,5卷本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最終問世[1],這套釋錄共收錄了34類敦煌文書,其中包括寺院借貸契、點檢錄、雇工契等。之后,唐先生對敦煌寺院會計文書進行了綴合,并考察了主要帳薄的性質、類別及其年代[2]。隨著新的敦煌文書的不斷公布,沙知出版《敦煌契約文書輯?!?,對寺院的雇用契約、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做了全面細致的補校核對工作[3]。此外,乜小紅還專就俄國藏敦煌契約文書進行了系統整理與研究[4]。同氏《中國古代佛寺的借貸與“便物歷”》探究了“便”的含義,在此基礎上考察了便物歷淵源、性質,以及敦煌借貸的利率及其意義[5]。侯文昌、王斐弘則從法學的視角,對敦煌契約文書進行了新的解讀[6]。

在材料公布、整理的基礎上,學界就寺院的土地、賦稅、依附人口等問題進行專門探討。謝重光《略論唐代寺院、僧尼免賦特權的逐步喪失》指出中國佛教寺院僧尼的經濟特權,從隋至宋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7]。同氏《關于唐后期五代間沙州寺院經濟的幾個問題》對沙州寺院、僧尼及依附人口數的變遷,以及寺院借貸業,沙州僧尼的私有經濟等幾個突出問題作了深入探究,說明了僧侶私有經濟和寺院集體經濟的區別與聯系[8]。蘇金花發表系列文章對敦煌寺院、僧人土地占有和經營形式作了探討[9]。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園囿經濟研究》對敦煌寺院園囿經濟發展狀況作全面探討[10]。劉龍考察了敦煌寺院農業發展的自然環境和地理環境,并著重分析了敦煌寺院地產的結構、規模、來源及經營方式[11]。王祥偉《吐蕃至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經濟研究》對敦煌寺院經濟、僧尼私有經濟、“都司”及其下設其他機構的經濟、莫高窟等三窟經濟、敦煌蘭若和佛堂經濟等進行了全方位考察,勾勒出了敦煌寺院經濟的歷史面貌[12]。

敦煌寺院中還有各種從事種植、勞役、手工的勞作人員。張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探討了寺院牧羊人的來源、勞作內容、身份性質等問題[13]。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一書以寺戶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但并不以寺戶制度為限,從敦煌寺戶文書的研究入手,廣涉佛教內律與世俗法典,由此論及三世紀以來全國范圍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的演變過程,再現了八至十世紀敦煌地區寺院經濟結構變遷的歷史趨勢[14]。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敦煌寺院文書中“博士”的身份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探討,指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不是雇匠的俗稱,而是包括雇匠和寺院執役兩種工匠,前者是獨立的手工業者,其身份為自由人[15];后者是依附于寺院的手工業者,其身份是寺戶。馬德《10世紀敦煌寺歷所記三窟活動》[16]《敦煌古代工匠研究》[17]考察了寺院中手工業者出現的社會背景、工匠的分工、生活及手工內容。

寺院與寺院之間,寺院與政權之間也有頻繁的物質互動。榮新江《于闐花氈與粟特銀盤——九、十世紀敦煌寺院的外來供養》從中古敦煌寺院的外來供養物的角度,揭示了于闐、粟特、回鶻等各種外來文化因素對敦煌佛教的影響,并從寺院和供養者兩方面出發,闡述其價值和意義,對這些外來供養品提出了啟發性的看法[18]。郭永利《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納贈》對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納贈對象、數額的差異進行了深入討論,指出寺院的納贈是都司僧官的特權,也是寺院為都司所盡的義務;同時寺院納贈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差異[19]。劉進寶《從敦煌文書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唱衣”》結合佛律制度和敦煌寺院經濟文書,對唐五代時期的唱衣活動進行了完整的研究,揭示了寺院生活的一個側面[20]。

寺院經濟管理上表現出獨特的管理模式。明成滿《唐五代時期敦煌寺院經濟管理的民主色彩》從普通僧眾參加寺院的經濟管理、寺院經濟的集體管理和作為寺院重要經濟管理人員的僧官的任免程序等幾個方面,應用現代經濟的管理概念,考察了敦煌寺院經濟的管理特征[21]。同氏《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經濟管理研究》考察了敦煌教團都司在寺院經濟方面的管理職責[22]。此外,同氏還考察了敦煌寺院經濟文書所體現的會計、審計和結算思想[23]。

二、敦煌佛教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敦煌文書中90%以上是佛教文書,其中還有其他經藏不存的佛教文獻,對認識印度、中土佛教歷史、哲學思想、民眾信仰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禪宗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敦煌禪宗文獻約100多種300多件。內容包括燈史、語錄、偈頌、雜集等四類”[24],其中不僅有早期《壇經》的寫本形態,還有失傳已久的北宗禪文書,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敦煌石室的禪籍可以說是極有價值的新材料”[25]。周紹良、楊曾文、李申、方廣锠、榮新江、鄧文寬、郭福純、王振芬等諸位先生對敦煌所藏《壇經》進行了系統整理、校錄、注釋[26]。林世田、劉燕遠、申國美編《敦煌禪宗文獻集成》對世界各地藏敦煌禪宗文獻進行集結并影印出版[27]。韓傳強則以法系為線索對北宗禪文獻進行了整理和研究,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構建了中土禪宗史[28]。

敦煌密宗文獻也非常豐富。林世田、申國美《敦煌密宗文獻集成》《敦煌密宗文獻集成續編》將與密教有關系的經、咒、曼陀羅敦煌文書影印出版,方便了學界的利用[29]。趙曉星《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密教研究》系統考察了吐蕃時期敦煌密教的特點,以及這一時期陀羅尼密典、持明密典、密宗經典的寫本概況及其特點[30]。

敦煌律儀文書也是學者關注的對象。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將敦煌所出的律藏資料、社會經濟文書與佛教日常法會行事文書相結合,探求印度佛教律儀制度在敦煌的流變及所形成的地方特點,考察了相關戒律寫本在具體儀軌中的實際運用情況,構建了唐宋之際的敦煌律儀制度[31]。王磊《敦煌六朝寫本與〈十誦律〉的翻譯與校定》對平川彰等學者關于敦煌本《十誦律》寫本的研究又作了推進,將S.797、S.6661、BD03375三件《十誦律》寫本置于《十誦律》翻譯史的背景下,通過反觀《十誦律》的翻譯經過,對鳩摩羅什譯本有了全新的認識[32]。同氏《敦煌所見六朝律抄與漢地佛教律儀》概述了敦煌保存的兩類、九件律抄寫本,并對它們在六朝時代的發展流行情況做了梳理[33]。劉丹在先賢學者的學術探討基礎上,爬梳敦煌文獻,發現一批與傳世本有別的《十誦律》寫卷,通過詳細分析題名、分卷及書風字跡,認為它們極有可能屬于一種初譯完成度高、后續修改幅度較小的未修本《十誦律》,通過對敦煌文獻中繁多復雜異本的考察,勾勒出《十誦律》翻譯初期的面貌[34]。

定源則主要關注了敦煌四分律的寫本系統,《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寫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擬)殘卷研究再商榷》對前輩學者的釋讀與校錄進行了補正,使這一殘卷得以被更好地整理與研究[35]。同氏還對《比丘含注戒本》進行了梳理,并與大正藏本作比定,在綜合考察分析敦煌諸本系統的基礎上,探討了《比丘含注戒本》的成書時間[36]。圣凱《敦煌遺書〈毗尼心〉與莫高窟196窟比較研究》對敦煌本《毗尼心》的產生時代作了詳細考論,運用文獻與圖像結合的研究方法,對照并綜合分析認為莫高窟196窟為“戒壇窟”,呈現著敦煌僧團豐富的戒律活動,由此探討了敦煌律學與南山律學的關系[37]。崇戒通過系統核查《毗尼心》的原始文獻并分析援引文獻,將《毗尼心》寫本放入整個敦煌律抄進行對比分析,考論了《毗尼心》的重要歷史地位及對敦煌地區佛教律學的影響[38]。金延林《敦煌本〈律雜抄〉初探》首次介紹了社科院宗教所收藏的寫本CWC01《律雜鈔》,并結合其他敦煌本進行校錄研究,同時與《略抄》《小抄》內容作對比分析,該文通過對敦煌本律抄文獻的釋介,使敦煌律藏文獻的研究擁有更完整的文本基礎[39]。

偽經是中土人士編撰的佛經,被摒棄在經藏之外,歷史上出現過的偽經很大一部分幸因敦煌藏經洞而得以保存。1989年,杜斗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研究》對當時能夠接觸到的19件《佛說十王經》做了系統整理。在此基礎上,對經名問題、文本年代、真偽性質,以及敦煌地區的宗教信仰做了深入研究,其成果引起學術界對十王信仰研究的熱潮[40]。張總利用敦煌文書中的相關寫本,從圖像學、寫本學的角度對地藏信仰進行了全面的研究[41]。我國學者在疑偽經整理方面,最具代表性者為方廣锠,其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專門發掘和整理歷代大藏經未收經文,其中設有“疑偽經”專欄,在已出版的16輯中,共收錄疑偽經19種,加快了我國學者整理疑偽經的進度[42]。2017年,于淑健、黃征合著出版8冊本《敦煌本古佚與疑偽經校注——以〈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為中心》,從題解、字詞、句讀、注文諸方面對192種珍稀佛典進行了校理,其中包含疑偽經56種,改善了《大正藏》相關內容的錄文質量[43]。與上述疑偽經整理者不同,張小艷則更多關注敦煌疑偽經的殘件,完成了《提謂波利經》《像法決疑經》《普賢菩薩說證明經》等疑偽經殘卷的綴合,在挖掘敦煌殘卷史料價值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44]。曹凌則對佛教疑偽經目錄做了整理工作,出版的《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圍繞佛經目錄中有關疑偽經的數量及其存佚狀況做了綜合性考察。該書條理清晰,內容豐富,題解部分對現存疑偽經的思想內容、歷代目錄的著錄情況做了詳細的說明和考證[45]。作為曹凌工作的延續和補充,王孟2016年博士學位論文《敦煌佛教疑偽經綜錄》對每一部敦煌佛教疑偽經分別以“相關資料”“研究編年”“研究述評”為序進行論述[46]。在整理疑偽經的同時,相關研究也得到了深入進行,因篇幅有限,具體研究情況請參閱寧晴、張淼的相關綜述[47]。

敦煌寫本經疏是“一座待開發的學術富礦”[48]。吳建偉、董大學、王曉燕等學者分別對敦煌寫本《法華經注疏》《金剛經注疏》《維摩詰經注疏》進行了系統的專題研究[49]。

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對敦煌所藏文軌、凈眼所疏證的因明典籍進行了釋錄和研究[50]。黃征、吳偉從大量的敦煌文獻中搜檢整理出了“愿文”文書,輯錄校解形成《敦煌愿文集》,這一成果無論是對宗教、文學、民俗的研究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51]。

釋源博《敦煌遺書二十卷本〈佛說佛名經〉錄校研究》對二十卷本《佛名經》做了校錄工作,考察了此經產生的歷史背景,說明了此經的內容與結構特點,指出了此經在《佛名經》演變中的歷史地位[52]。

楊寶玉《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校注并研究》考察了敦煌靈驗記的數量、抄寫形式、產生與流傳地域、價值等問題,并對16種靈驗記作了專題研究,下篇對敦煌文書中所存的17種靈驗記進行了校錄與注釋,勾勒出了敦煌本佛教靈驗記的全貌[53]。

方廣锠《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考察了漢文大藏經的形成和發展歷程[54],“這部著作的出版,加強了敦煌學的薄弱環節,賡續了我國前輩學者開創后又中斷的事業,為學術界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資料,對于那些不專門從事佛教研究的敦煌學研究者也有參考價值”[55]。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佛典的流通與改造》探討了佛典的文本形態與裝幀形制、敦煌佛典的流傳與管理、敦煌佛典的改編、禮懺與敦煌禮懺文、敦煌早期禪宗典籍、敦煌三階教文獻[56]。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考察了敦煌17所寺院的佛經收藏狀況和規模[57]。

三、敦煌佛教信仰

敦煌自古就是佛教重鎮,民風向佛。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大般若經〉的流傳與信仰》一文對該經的收藏流傳、盛行風氣、抄寫活動、信仰原因進行了層層遞進的深入探究,認為晚唐五代地區《大般若經》的信仰風氣是在官府推動下形成的,興盛階段是吐蕃統治敦煌時期與歸義軍初期,同時體現著世俗佛教的佛典信仰之特征[58]。黨燕妮《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五臺山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十王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海龍王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毗沙門天王信仰》《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賓頭盧信仰》等系列文章,通過系統整理敦煌文書,梳理了敦煌地區佛教信仰的方方面面[59]。王惠民《敦煌所見經巾的形制、用途與實物》對敦煌文獻中信徒向寺院施舍的經巾的性質、尺寸、作用等問題進行了考察,指出經巾是供閱讀、念誦佛經時鋪陳在經案上的一種織物[60]。張先堂《一件珍貴的唐五代敦煌俗家弟子誦經錄》首次對敦煌研究院藏D0218號文書進行了釋錄和考察,揭示了敦煌信眾結社誦讀、受持佛經的信仰活動[61]。李小榮《敦煌密教文獻論稿》對敦煌密教文獻所反映的經典信仰、神祇信仰做了系統的論證[62]。

沙知、郝春文、孟憲實、趙大旺等學者在佛教社邑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相關研究綜述請參見趙大旺《敦煌社邑研究80年的回顧與展望》[63]。

敦煌佛經中還保留了非常珍貴的題記,以記錄信眾抄經的緣由、目的等。林聰明考察了民眾的造經活動[64],陳麗萍則從寫經題記考察了婦女生活史[65]。楊君探討了佛經的來源問題[66]。崔峰探討了北朝民眾的崇佛心理[67]。魏郭輝《敦煌寫本佛經題記研究——以唐宋寫經為中心》通過系統梳理敦煌佛經中的寫經題記,考察了寫經題記的源流及早期寫經狀況、唐代前期譯場制度的變化、疑偽經內容及其特點、不同階層寫經的目的和特點等諸多問題。通過寫經題記試圖重構唐宋敦煌佛教文化的交流史[68]。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利用敦煌漢、藏文寫經題記,系統考察了吐蕃統治敦煌時期贊普所建抄經道場的抄經制度和抄經內容[69]。趙青山《6-10世紀敦煌地區抄經史》借助敦煌文獻所記載的歷史碎片,考察了6-10世紀敦煌地區乃至全國民眾的抄經信仰、寺院和官府的抄經制度[70]。武紹衛《無名僧人的名山事業:中古時期僧人的日常抄經與??被顒印芬許.102為中心,考察了寫本時代僧人抄寫、??狈鸾浀男袨楹屠砟頪71]。

敦煌張、曹、陰、翟、李等為當地大族,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陳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對翟氏家族出任僧職、抄寫佛經、經濟布施等行為進行了考察[72]??琢蠲贰抖鼗痛笞迮c佛教》分析了敦煌大族的佛教信仰活動,探究了敦煌大族與佛教的關系以及佛教在不同家族不同時期中的功能等問題[73]。

四、敦煌僧職制度

僧官制度是中土佛教特有的現象,是皇權對于僧團管理的重要體現。在敦煌僧團僧官研究方面,謝重光和白文固二人的《中國僧官制度史》對此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該書第五章全面討論了吐蕃至歸義軍時期敦煌獨特的僧官系統和制度[74]。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一文爬梳了文書與敦煌壁畫中的“毗尼藏”,認為八、九世紀敦煌的毗尼藏是當時敦煌僧眾在道宣律宗得到弘揚背景下的中國人的理解,同時從中晚唐內地律宗傳承的大背景切入,深入討論了毗尼藏主在敦煌出現的意義,探尋了律宗講疏之學在敦煌的流傳[75]。

榮新江《關于沙州歸義軍都僧統年代的幾個問題》對8位都僧統的年代和事跡進行了考辨,對了解中國古代僧官制度以及歸義軍史具有重要意義[76]。鄭炳林《都教授張金炫和尚生平事跡考》考證認為張金炫、炫和尚、炫阇梨、沙門金炫是同一個人,是乾元寺僧人,官至都教授,對進一步認識與之相關的敦煌文書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坐標[77]。陸離考察了敦煌吐蕃時期教授、都教授的設置情況[78]。李海霞《關于吐蕃占領期敦煌僧首的幾個問題》結合敦煌文獻、碑銘贊及莫高窟供養人題名等材料,對吐蕃時期的僧官體系及敦煌僧首僧官升遷、都僧統與都教授關系、僧首譜系等問題作了探究[79]。王祥偉考察了吐蕃至歸義軍時期寺院綱官由原來寺主、上座、維那組成的三綱體制向由寺級僧政、法律、判官、寺主、上座、維那組成的新的六綱體制現象及其原因和影響[80]。田德新、鄭炳林、邢艷紅、公維章、文瀾、趙青山則考察了寺院中的都師、直歲、判官的職責[81]。

五、敦煌佛教與社會

李正宇研究敦煌佛教的過程中,提出了敦煌“世俗佛教”的概念,陸續發表文章討論了敦煌僧人聽食“凈肉”、普聽飲酒、娶妻生子、從政從軍等現象,并對敦煌僧人世俗化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其成果展示了敦煌佛教的特殊性[82]。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83]“以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為主旨”,“系統地揭示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僧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增進了我們對整個敦煌社會的認識,也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唐五代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的佛教社會提供了有益的幫助”[84]。郝春文、陳大為《敦煌的佛教與社會》探討了敦煌佛教歷史、敦煌的僧團及其寺院、敦煌的僧尼、敦煌石窟與社會、敦煌寺院的依附人口、歸義軍政權與佛教的關系等諸多問題[85]。武紹衛重新指出敦煌僧眾“居家過活”并非敦煌獨有現象,多地曾出現僧人居家現象,實際上是僧團嚴重膨脹、寺院經濟衰退,以及地方僧眾與世俗家庭關系不可分割等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這一成果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敦煌佛教世俗化提供了重要啟示[86]。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87]“從各個不同角度全面豐富了我們對這個九、十世紀屹立于絲綢之路古道上的地方政權的認識”,“構成了歸義軍研究史上的第二個重要的里程碑”[88]。馬德、王祥偉《中古敦煌佛教社會化論略》以敦煌石窟、敦煌文獻和敦煌僧團、敦煌民眾為主要研究對象,從社會性質、社會活動、社會內容、社會功能、社會作用,社會意義等幾個方面,探討了古代敦煌石窟佛教的社會化性質及其發展,敦煌僧團的佛教活動與社會活動的性質及其演變,敦煌歷代統治者、達官顯宦、豪門貴族及平民大眾的各類佛教對敦煌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及意義[89]。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戒律清規研究》從僧尼違戒的個案研究入手,對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戒律和清規,以及佛教教團的科罰和試經制度進行了系統研究[90]。陳大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揭示敦煌僧寺變遷過程及原因,探討了敦煌僧寺在人們信仰世界中的地位和影響,展示了敦煌寺院作為社會群眾的宗教性、開放空間的人間性與世俗性的特征[91]。石小英《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專就敦煌僧團內部的比丘尼的僧團組織、佛事活動、寺院經濟、社會生活、喪葬活動等內容進行了專題研究,勾勒出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出家女性的生活狀況[92]。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通過對敦煌禮懺文的整理,考察了禮懺文的內容與形式,重現了部分流行于隋唐五代佛教禮懺文的面貌,分析了他們在歷史文化上的傳承和實際意義[93]。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政權與佛教教團關系》,對晚唐五代佛教教團與歸義軍政權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認為歸義軍政權與佛教教團關系密切,兩者互相依賴與利用,并結合兩件牒文及佛教內律文獻就晚唐五代佛教教團的地位做出了深入分析[94]。袁德領《歸義軍時期莫高窟與敦煌寺院的關系》考察了敦煌“大圣仙巖寺”的地位、作用、法事活動[95]。楊寶玉《唐五代宋初敦煌尼僧史初探》對敦煌文書中保存的尼僧史料的基本情況進行了歸納探討,并以P.3556尼僧邈真為例,對唐五代宋初僧尼寫卷諸尾題展開了分析,勾勒出了敦煌尼僧宗教修習與生活情況的大致輪廓[96]。姜伯勤《敦煌戒壇與大乘佛教》,通過考察分析敦煌文獻中的戒牒,不僅解釋了敦煌僧俗共同濟度的大乘思想,還指出國家通過對度牒的管理,直接促進了方等戒壇的建立[97]。湛如《敦煌菩薩戒儀與菩薩戒牒之研究》[98]、王書慶《敦煌文獻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99]等成果在前賢研究基礎上對敦煌文獻中戒牒的現狀又做了進一步梳理與分析。榮新江《盛唐長安與敦煌——從俄藏〈開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談起》一文圍繞俄藏“開元廿九年(741)授戒牒”內容,對所反映出的長安與敦煌佛教界的聯系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對探討長安與敦煌的關系問題十分具有啟發意義[100]。

碑銘贊研究方面,姜伯勤、項楚、榮新江、鄭炳林、鄭怡楠等學者的研究最為突出[101],特別是鄭炳林、鄭怡楠《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校錄了敦煌寫本碑文、墓志銘、邈真贊、功德記等共216篇[102],“在敦煌學碑銘的學術研究中,《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無疑會是一個里程碑式學術成果,為今后的學者進行敦煌學研究做出巨大貢獻”[103]。張志勇從文學、文化的角度對敦煌邈真贊文本進行全文梳理釋譯[104]。

六、敦煌佛教文學

敦煌佛教文學主要集中在敦煌變文、敦煌曲子、王梵志詩、敦煌詩歌、敦煌賦幾個方面[105]。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在王重民編校的《敦煌變文集》基礎上,依據敦煌寫本原卷,又作了進一步的訂誤補脫,項楚《敦煌詩歌導論》以敦煌詩歌的文獻校錄、文字考訂為基礎,全面系統地評述了敦煌詩歌的全貌,為敦煌佛教文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厚的材料[106]。氏著《王梵志詩校注》搜集、??辈⒆⑨屃硕鼗退龅耐蹊笾驹娨约吧⒁娪趥魇牢墨I的詩篇,深入探索了與佛教有關的語辭及典故,進而揭示了非佛教性題材背后的佛教性因素[107]。氏著《敦煌變文選注》“選擇之當,注釋之精,取材之富,不獨可供初學入門的津梁,也大大裨補了專家學者的闕失”[108]。在此基礎上,項先生還對幾部重要的敦煌變文進行了專題研究,如在《〈維摩詰經講經文〉新?!分袑Α毒S摩詰經講經文》提出若干補校意見[109];《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一文則重點考察敦煌變文中的帝釋形象的變化以及在中國民眾生活中扮演的角色[110]。郭在貽、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蓋以《敦煌變文集》為基礎,而增補其未備者;重核之于變文寫本原卷(縮微膠卷),匡糾原編之失者;且薈萃各家新校新說,復出己意加以按斷;注釋部分,重在俗字、俗詞之詮解,以俗治俗,勝義紛綸。其為敦煌變文校理之集成之作,蓋非過譽也”[111]。于向東《敦煌變相與變文》利用圖像學的方法,將敦煌圖像資料與變文及其他文獻結合起來,探討敦煌變相與變文的關系[112]。李小榮《敦煌變文》在總結百年敦煌變文研究成果基礎上,對變文的含義、來源、性質等問題進行了重新討論[113]。蔣禮鴻、吳福祥、陳秀蘭等對變文詞義、語法、詞匯做了研究[114]。

張錫厚《全敦煌詩》皇皇20冊,收錄4500余首詩歌,內容分為詩歌、曲子、偈贊等,“就體裁而言,無論詩歌還是曲子、偈贊,對于開展嚴格意義的雅文學史研究,開展嚴格意義的俗文學史研究,以及佛教文學及其佛教文學史研究都是相當珍貴的文獻資料”[115]。此書是“一百年來敦煌詩歌整理的一次總結,它豐富了古代文學、古代宗教、敦煌學等學科的內容”[116]。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以寫本敘錄與作品輯校相結合的方式,對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詩歌進行了全面系統地整理,對敦煌佛教文學文獻的分類整理研究是一個新的貢獻[117]。

鄭阿財《敦煌佛教文學》就敦煌佛教文學體裁、功能、主題、語言、文化等內容進行了闡釋[118]。伏俊璉《敦煌文學寫本研究》從寫本學的角度,以敦煌文學寫本為基本單位,精選50多個寫本,對一個寫本上所有的信息進行全面著錄,包括寫本正面背面抄寫的全部內容、題記、雜寫、涂畫,還有寫本的性質用途、裝幀形式,紙質和書寫工具等。一個文學寫本就是一部文學作品集,敦煌文學寫本是紙寫本時代珍貴的民間文學作品集,從這些寫本中體現了時人的文學生活[119]。喻忠杰《敦煌寫本戲劇發生研究》通過對敦煌寫本中含有戲劇性要素的文獻進行鉤稽和研究,在此基礎上勾勒出敦煌寫本中戲劇發生、發展的過程,全面呈現了唐五代戲劇的具體形態[120]。

張子開《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全面介紹和分析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偈,指出敦煌佛教白話禪詩中,一部分確實體現了禪宗南北派的意涵,還有一部分是一般佛教白話詩[121]。

從上不難看出,敦煌佛教史的研究,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目前,隨著越來越多的敦煌文書被公布,以及學科間交叉發展越來越緊密,敦煌佛教史的研究也必定將隨之展現出新的發展趨勢。首先,需要從整體上展現敦煌佛教文獻的特征和面貌。各國藏敦煌文書公布以及高清圖版的不斷出版,使得系統的、專門的整理敦煌佛教文獻成為可能。其次,需要利用多學科的方法,對敦煌佛教文獻展開多角度的研究,如要想在疑偽經、禪宗文獻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必須對佛經義理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抓住這類文獻的本質。最后,需要將敦煌佛教史置于中土大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研究,雖然敦煌文獻出土于敦煌,但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反映的是整個中土中古佛教的面貌,因此在強調敦煌文書地域特色的同時,需要結合傳世文獻,看到其普遍性的一面。

向上滑動閱讀注釋

[1]唐耕耦《我的“敦煌學”經歷——〈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編輯回憶》,劉進寶主編《百年敦煌學 歷史·現狀·趨勢》(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156頁?

[2]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

[3]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4]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乜小紅《中國古代佛寺的借貸與“便物歷”》,《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

[6]侯文昌《敦煌吐蕃契約文書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王斐弘《敦煌契約文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7]謝重光《略論唐代寺院、僧尼免賦特權的逐步喪失》,《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1期?

[8]謝重光《關于唐后期五代間沙州寺院經濟的幾個問題》,韓國磐主編《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501-504頁?此文后收入謝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會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34-375頁?

[9]金花《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私有地產的經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4期;蘇金花《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蘇金花《唐五代敦煌寺院土地占有形式》,《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0]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園囿經濟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08-332頁?

[11]劉龍《論唐五代敦煌寺院的農業發展環境》,《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S1期?

[12]王祥偉《吐蕃至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13]張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蘭州學刊》1984年第2期?

[14]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15]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6]馬德《10世紀敦煌寺歷所記三窟活動》,《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17]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18]榮新江《于闐花氈與粟特銀盤——九、十世紀敦煌寺院的外來供養》,胡素馨主編《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年,第246-260頁?

[19]郭永利《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納贈》,《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4期?

[20]劉進寶《從敦煌文書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唱衣”》,《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21]明成滿《唐五代時期敦煌寺院經濟管理的民主色彩》,《敦煌研究》2020年第4期?

[22]明成滿《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經濟管理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4期?

[23]明成滿《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經濟管理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4期;明成滿《敦煌寺院經濟文書中的會計思想》,《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明成滿《敦煌寺院經濟文書中體現的審計思想》,《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4期;明成滿《敦煌寺院經濟文書中的結算思想》,《預算管理與會計》2008年第1期?

[24]林世田《敦煌禪宗文獻研究概況》,《北京圖書館館刊》1995年第Z1期?

[25]鄧文寬、榮新江《敦博本禪籍錄校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26]鄧文寬校注《敦煌壇經讀本》,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李申合校、方廣锠簡注《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楊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郭福純、王振芬整理《旅順博物館藏敦煌本六祖壇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鄧文寬、榮新江錄?!抖夭┍径U籍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27]林世田、劉燕遠、申國美編《敦煌禪宗文獻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8年?

[28]韓傳強《禪宗北宗敦煌文獻錄校與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

[29]林世田、申國美《敦煌密宗文獻集成》,《敦煌密宗文獻集成續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0年?

[30]趙曉星《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密教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7年?

[31]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32]王磊《敦煌六朝寫本〈十誦律〉的翻譯與校訂》,《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33]王磊《敦煌所見六朝律抄與漢地佛教律儀》,《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4期?

[34]劉丹《敦煌出土未修本〈十誦律〉再探》,[日]高田時雄主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6號,2022年?

[35]定源《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寫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擬)殘卷研究再商榷》,《敦煌學輯刊》2011年第3期?

[36]定源《敦煌遺書〈比丘含注戒本〉之基礎研究——寫本系統與成書年代》,[日]高田時雄主編《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7號,2013年?

[37]圣凱《敦煌遺書〈毗尼心〉與莫高窟196窟比較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7期?

[38]崇戒《〈毗尼心〉與敦煌律學》,《佛學研究》2020年第2期?

[39]金延林《敦煌本〈律雜抄〉初探》,郝春文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3-100頁?

[40]杜斗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錄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

[41]張總《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42]方廣锠主編《藏外佛教文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43]于淑健、黃征《敦煌本古佚與疑偽經校注——以〈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為中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

[44]張小艷《敦煌疑偽經六種殘卷綴合研究》,《文獻》2017年第1期;張小艷《敦煌本〈父母恩重經〉殘卷綴合研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張小艷《敦煌疑偽經四種殘卷綴合研究》,《宗教學研究》2014年第5期?

[45]曹凌《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6]王孟《敦煌佛教疑偽經綜錄》,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

[47]寧晴《近三十年來敦煌佛教疑偽經研究綜述》,《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張淼《百年佛教疑偽經研究略述——以經錄為中心的考察》,《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1期?

[48]郝春文《敦煌文獻展現的中古宗教史研究新圖景》,《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8期?

[49]吳建偉《敦煌本〈法華經〉注疏研究》,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董大學《敦煌本〈金剛經〉注疏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王曉燕《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注疏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年?

[50]沈劍英《敦煌因明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51]黃征、吳偉編?!抖鼗驮肝募?,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

[52]釋源博《敦煌遺書二十卷本〈佛說佛名經〉錄校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

[53]楊寶玉《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校注并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

[54]方廣锠《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55]任繼愈《〈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序》,方廣锠《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4頁?

[56]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佛典的流通與改造》,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57]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三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4頁?

[58]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大般若經〉的流傳與信仰》,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三編》,2005年,第148-176頁?

[59]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三編》,第216-231、232-270、271-291、292-317、318-334頁?

[60]王惠民《敦煌所見經巾的形制、用途與實物》,《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61]張先堂《一件珍貴的唐五代敦煌俗家弟子誦經錄》,《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

[62]李小榮《敦煌密教文獻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63]趙大旺《敦煌社邑研究80年的回顧與展望》,《中國史研究動態》2019年第2期?

[64]林聰明《從敦煌文書看佛教徒的造經祈?!?,漢學研究中心編《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

[65]陳麗萍《敦煌寫經題記中所反映的婦女問題》,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

[66]楊君《從敦煌寫經看佛經在唐朝民間的來源及其流傳》,《甘肅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67]崔峰《從寫經題記看北朝敦煌民眾的崇佛心理》,《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2期?

[68]魏郭輝《敦煌寫本佛經題記研究——以唐宋寫經為中心》,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0年?

[69]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

[70]趙青山《6-10世紀敦煌地區抄經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

[71]武紹衛《無名僧人的名山事業:中古時期僧人的日常抄經與??被顒印?,《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2期?

[72]陳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73]孔令梅《敦煌大族與佛教》,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74]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75]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佛學研究》2018年第1期?

[76]榮新江《關于沙州歸義軍都僧統年代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

[77]鄭炳林《都教授張金炫和尚生平事跡考》,《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1期?

[78]陸離《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僧官制度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

[79]李海霞《關于吐蕃占領期敦煌僧首的幾個問題》,《西夏研究》2019年第4期?

[80]王祥偉《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綱管新論》,《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81]田德新《敦煌寺院中的師》,《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鄭炳林、邢艷紅《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文書所見都師考》,《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趙青山《唐末宋初僧職判官考》,《敦煌學輯刊》2013年第1期;公維章、文瀾《敦煌寺院中的會計——直歲》,《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

[82]李正宇先生的相關成果收入氏著,徐曉卉選編《八至十一世紀敦煌世俗佛教》,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21年?

[83]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84]榮新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評介》,《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85]郝春文、陳大為《敦煌的佛教與社會》,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86]武紹衛《從社會經濟角度看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眾居家原因——兼論唐后期寺眾居家現象出現原因》,《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3期?

[87]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88]楊繼東《評榮新江著〈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察〉》,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12,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

[89]馬德、王祥偉《中古敦煌佛教社會化論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90]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戒律清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1]陳大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92]石小英《八至十世紀敦煌尼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93]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1998年?

[94]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政權與佛教教團關系》,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三編》,第48-74頁?

[95]袁德領《歸義軍時期莫高窟與敦煌寺院的關系》,《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96]楊寶玉《唐五代宋初敦煌尼僧史初探》,《五臺山研究》2009年第2期?

[97]姜伯勤《敦煌戒壇與大乘佛教》,氏著《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98]湛如《敦煌菩薩戒儀與菩薩戒牒之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99]王書慶《敦煌文獻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100]榮新江《盛唐長安與敦煌——從俄藏〈開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談起》,《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101]姜伯勤、項楚、榮新江《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

[102]鄭炳林、鄭怡楠輯釋《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03]林素坊《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評介》,《昌吉學院學報》2021年第3期?

[104]張志勇《敦煌邈真贊釋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105]朱鳳玉《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考察》,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106]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

[107]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08]潘重規《讀項楚著〈敦煌變文選注〉》,《中國文化》1990年第2期;項楚《敦煌變文選注》,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109]項楚《〈維摩詰經講經文〉新?!?,《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110]項楚《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111]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12]于向東《敦煌變相與變文》,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9年?

[113]李小榮《敦煌變文》,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114]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陳秀蘭《敦煌變文詞匯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

[115]孫博、李享《〈全敦煌詩〉——敦煌學研究的重大收獲》,《中國圖書評論》2009年第12期?

[116]伏俊璉《〈全敦煌詩〉與張錫厚先生》,《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

[117]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18]鄭阿財《敦煌佛教文學》,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

[119]伏俊璉《敦煌文學寫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120]喻忠杰《敦煌寫本戲劇發生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21年?

[121]張子開《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4期?

作者 :趙青山 王梓璇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來源 :《敦煌學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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